当人人都在谈“内卷”时，社会学却可以培养这两方面的人文素养

近年来，社会学渐渐成为一门显学， “固化”“内卷”“下沉”等术语也“破圈”成为网络流行语，用来形容我们日常中遭遇到的具体处境。

不论是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还是理解自身的种种遭遇，社会学的思维方式都可以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

严飞一直是十分活跃的社会学学者。早年，他就在媒体上写作了大量的文章试图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自己对不同议题的看法。后来，他辗转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深造和工作，写作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和书籍，尤其是他对香港的书写，让很多人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另外一面。

在他看来：“在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支配下的今天，可以说，社会学既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分析工具，它又是我们分析某些问题时的出发点。”

他还说：“对于今天的社会现象，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看见、听见，也不是简单地感受到，而是你要穿透日常生活的浮面表象，去深刻地了解社会的复杂运作，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复杂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穿透日常生活的现象，去了解社会肌体的复杂，了解社会发展背后的结构性逻辑。”

“穿透日常，去了解复杂”正是严飞将自己的新书取名为《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的初衷。

近日，“硬核读书会”和学者严飞聊了聊他写作新书的体会、近年来的研究以及对当下社会种种现象的分析和看法。

✎采访 | 叶倩雯

✎编辑 | 萧奉

我们不得不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

硬核读书会：写作《穿透》这本书最初的缘起是什么？

严飞：我在用理论进行授课的过程当中，经常发现我们的学生在谈论理论的时候，缺少把理论和现实世界，特别是当代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的能力。

一些老师在教授社会学理论，特别是社会学经典的理论的时候，只在谈论理论本身以及理论所产生的当时的时代背景。

但是我看重的，也是今天的教学中有所缺失的，则是这些理论在今天是否有它的适用性，有它的现代的解释力，又是如何经过了后期的一些学者的修正。慢慢地我也就想通过经典的社会学理论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象、社会热点帮助我们的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经典的理论，更好地培养他们社会学的思维方式。

后来，梁文道和我提议不如做一档这样的节目，让更多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了解社会学。一开始我只想做十讲，起名为“秩序与人性”，当时我说社会学的核心是关注社会秩序与人性。因此我最早的想法是以这十讲来谈什么是秩序？秩序的变迁之下，人性出现了什么样的面相？

2018年，我写完了这十讲的文字稿，开始录音，但是觉得不过瘾，到底什么是秩序？秩序背后的社会学理论的脉络是可以不断地延展的，所以后来就做了这个叫做“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的30讲的节目。

硬核读书会：这是一本针对大众读者的书籍，抛开枯燥的理论，您以生活中大家日常讨论和关注的事情入手展开深入浅出的分析。作为一位“学院派”学者，推动您写作这种通识类作品的原因是什么？

严飞：我们今天并不缺乏物质的丰盛，人们在享受消费浪潮的时候，却反而陷入到另一种极端之中。

我们逐渐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时候，反而走入堕落；在追求不断向前的现代社会里丢掉底线和尊严；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导致向上流动困难、向下流动加速，底层人士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另一方面，内心的自律、公认的伦理、自我的约束、社会的道德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品质。然而，随着一个现代化、高度理性社会的扩张，这些基本的人文素养正在消失。

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社会成功学泛滥的时候，当对财富和权力开始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渴望和幻想的时候，就是个体内在品质崩溃，人文精神失落、社会失范的开始。

回到我自己，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先进入到公众领域里面进行公共的发声，其次才进入到学术领域。我在2015年以前就进入到公众的领域，在很多媒体进行大量的写作。从2005年开始，我深度参与到三部电子刊物《纵横周刊》《独立阅读》《读品》的公众写作中。

严飞曾在《读品》发表多篇文章

这样的公众写作让我认识到，可以更多地介入到公共的生活当中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同时写作的过程又可以不断地进入到学术领域。

后来，我读了博士进入高校，也没有放弃公共写作这部分，而且会以专业的角度介入。我发现自己之前的写作更多是一种自我的观察，自我的认知。而现在我会更重视论证和证据，会重视参考资料和数据的支撑。

与此同时，我也会带入比较的视角，比如其他国家体系制度架构当中的情况，进行横向的比较，或者是进入到历史性的、纵向比较。当专业性进入到公共写作，我觉得会更严谨，更有说服力。

硬核读书会：您一直是一位比较活跃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之余，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经常就热点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不同的身份之间，您是如何切换和平衡的？或者说，在当下，学者要如何“介入”社会？

严飞：首先还是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因为喜欢，才会有热情和动力，才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义无反顾地扎进去，做透做深。

我自己因为对历史与政治维度的兴趣，从今年春天开始，在社会学系里定期举办了“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两场学术系列讲座，并同时利用《清华社会学评论》作为出口，重点关注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取向，以及就这两个领域内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和经验面向进行集中讨论。

严飞执行主编的《清华社会学评论》

其次教学上，在自媒体如此发达、很多知识点只要轻击网络就可以获取的今天，作为老师，更应该重在将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传递给更加年轻的一代。有的时候，我们自我的言行（包括在社交媒体公共平台上的言行），会对学生们产生极大的辐射影响。

作为个体，不可避免地会有认知上的局促和狭隘，但理性、平等和有尊严的对话，承认自己的不足，应是学者的基本要义。

硬核读书会：这本书的题目是“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您觉得社会学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的区别是什么？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往往是持批判性的，带有问题意识的，您觉得这种思考方式对具体的生活有何启示？

严飞：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一门学问，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批判工具。

譬如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用手机，在手机上刷抖音，刷快手，看微信，但是在我们享受科技便捷的同时，在微信上也会出现层出不穷的网络诈骗。我们用一般的视角去分析诈骗，看到的是人的个体在品德和道德素质上的区别，但是倘若我们学习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看，这实际上是在网络时代人和人之间信任的一种丢失，而信任丢失的背后又是人们对于基本的契约精神，并没有达成共识。

再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的城市里面都有大量的打工第二代，他们因为没有办法上到公立的学校，也没有办法在打工子弟学校接受更好的基本的素质教育，所以会流浪成为城市里的漂泊者。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图/图虫创意

表面上来看，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是来自于被打工经济和城市发展所牺牲掉的一代，但是如果我们用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这其实是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一种表现。

无论是网络诈骗背后的契约精神的缺失，还是阶层固化、贫富差距的扩大所导致的教育不公，在这些现象背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所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而这样的社会变迁背后又是我们复杂的人性。

生活在巨大的焦虑之中

严飞：坦率地说，我最初也没有选择社会学专业，像当时的很多同学一样，我的第一志愿选择的也是经济类的专业。但是当我开始学习社会学之后，感到自己的视野被打开了。

2003年，我开始做上海打工子弟学校的研究，关心他们的教育问题，和这群孩子一起成长。这一项研究持续了两年时间，从大二做到大四，最后变成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并在2005年发表，成为我人生中第一篇发表的英文学术论文。这样的研究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没有变化。

对社会学的年轻学子，我建议他们勇于投身现实的世界。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怀——这一点，更是社会学的天性。

社会学天然就是一门更加关注底层，关注弱势群体的学科。《独立者报》2001年6月8日的一篇专栏文章里，就描绘了社会学家是如何深入理解我们这个变动中的世界，在这篇题为The academic who got kicked out of sociology中，作者指出，“我们可能会发现社会学者们在街角与年轻的帮派分子厮混，在擅自闯入的空屋中与吸毒者并肩而坐，或是和不良少年一起站在天台上。”

类似的研究经历，我也曾经带着学生们一起做过。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里，我们特别关注这样一群人，那就是来自农村的异乡者。

他们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一般从事着体力型或者服务型工作，保障着城市每日的正常运转，但是却常常被城市抛弃和遗忘。他们尽管在物理空间上属于大城市，但精神状态、心理归属上还是在农村。

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到大城市生活中，也无法再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一部分群体，他们的城市精神生活，又体现出了怎样的特征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带着学生们做了一项特别的研究，我们去调查了喜欢玩快手的大城市务工边缘群体，我们想研究他们是如何通过快手这样的短视频网站，来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的。

我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打开快手这个APP，查找正在附近直播的人，然后再进入直播间和这些直播的人聊天。他们也许正在筛沙子，也许正在送外卖，也许正在砌砖块，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城市里的打工者。

有趣的是，我们在快手首页上看到的，都是点击率很高的网红内容，经常有上万的粉丝互动和留言，但是在附近直播的人，却几乎没有任何的“观众”。

所以，当我们作为他们这一直播时间段里唯一的关注者，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有着极大的倾诉欲望，几乎知无不谈，甚至还会主动提出来加微信继续聊，或者是提出线下见面，接受深度访谈。

于是，我们发现，大城市里的打工者，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巨大的身份焦虑之中。离开家乡越久，就越有一种“回不去”的惆怅，这种回不去，当然不是地理上的，而更多是精神上的。

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的关系之后，“故乡”对很多人来说，越来越像一个回家过年的符号，一年一度的仪式感。而在大城市里，湮没在人群当中的他们又始终有着“被看见”的强烈愿望。

农民工似乎永远都是城市的“他者“。图/图虫创意

城市务工者的精神世界，就在这种焦虑麻痹和渴望“被看见”的交织中，每天周而复始。

这就是社会学对于底层声音的关注。这样的关注，所带来的是让我们不断去思考，社会是如何构成的，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如此不同。

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在过去四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经济学家唱主角，经济发展问题为先，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我的判断是这样的，前40年时间里面是经济学唱主角，而未来20年则是社会学家出场的地方

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

严飞：这个问题是很多人的疑惑，说就算意识到这些问题，怎么样去改变，社会学到底有没有用？

其实，所谓的有用，是从非常功利性的角度出发来看的，有用不仅仅是是否可以解决困境，也可能是我们如何去看清楚世界运作的基本逻辑，让我们去帮助其他维度的群体，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像之前很火的一篇关于外卖小哥的文章，我们读过之后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尊重，是不是可以优化算法，而不是说我们要通过社会学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社会学是一门帮助我们解释周围的事情的学问。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可是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在社会中的表现形式、社会的形式和秩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模式等的关注和熟悉程度远远不够。

社会学还可以培养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人文素养，一是批判性，二是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怀。

可以说，和其他学科相比较，社会学天然就带着批判的利刃。在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支配下的今天，社会学既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分析工具，又是我们分析某些问题时的出发点。

硬核读书会：大概十年之前，“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在网络上流行开来，经过网友的“改造”，这个词语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您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严飞：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明确提出，要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理性的公开运用，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就曾指出，社会学独特的“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是“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由此，社会学自带的批判性，就要求社会学者能够穿透我们日常生活，看到一个大时代在结构性迭变趋势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困境，并有勇气运用自由和理性，去改造社会，使之成为一个更加良序善治的社会。这也正是米尔斯那句名言“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的真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