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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

8773 人参与 2023年09月21日 21:29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评论

西奥多·阿多诺，出生于1903年9月11日，这是约1919年的相片。/ 图源：Inheritance of Siegfried Kracauer, 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Marbach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先进工业国家的群众中出现了一种趋势，他们向灾难的政治 (politics of disaster) 投降，不去追求他们的理性利益，最重要的是，关乎他们自身生存的利益甚至也被放弃。虽然他们被承诺以好处，但同时，个人幸福的理念被威胁和暴力决然替代了；他们被迫做出巨大牺牲，他们的生存受到直接威胁，他们潜在的死亡欲望也呼之欲出。这一切对受害者来说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在努力理解其运作方式时，人们发现这些决定性任务已经难以令人满足：确立大众运动的客观条件，拒绝被诱骗，拒绝相信客观法则不再存在。

关于「公共舆论媒体都被某些团体控制」的传统解释，仅凭自身而言远远不够。假如群众内心没有对宣扬牺牲的词藻和危险的生活产生共鸣，他们很难会屈服于虚假宣传厚颜无耻的暗示。为了与法西斯主义和解，社会理论必须需要心理学——特别是被导向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来完善自己。处在社会决定因素与主要本能结构之间而相互影响的那些研究，完全展现了融会贯通的总体性。在铁幕的另一侧，温驯的学者们把分析心理学——唯一认真探讨客观非理性之主观条件的心理学——斥为魔鬼之作，并将弗洛伊德 (Freud) 与斯宾格勒 (Spengler)、尼采 (Nietzsche) 和法西斯主义者相提并论（卢卡奇 (Lukács) 也曾断然提出过这样的说法）；而在这一侧，人们无止境地将重点转向内在生活、人类存在及其所谓的存在品质，以便远离一种约束性社会理论。因此，这些主观条件最终在晚近分析的怀疑目光中，被削弱为非实质的、仅仅主观的动机：这在弗洛伊德晚期的论文《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中早已如此。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2张

倘若有任何致力于社会理论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也无非是将这两个学科安置在科学的总体规划中。两者关系所涉及的困难被当成使用正确概念模型之问题。社会现象究竟是由客观条件，还是社会化个体的心理所产生的，抑或同时产生；两种解释是互相弥补还是互相排斥，抑或它们的关系本身还需要深入理论的考虑——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简化到只剩下方法论。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3张 关于塔尔科特·帕森斯

在他的研究《精神分析与社会结构》(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中，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作为这种方法的倡导者，正确地强调了社会系统不可简化的自主性。他在此与先前的德国传统和涂尔干 (Durkheim) 一样，认为社会系统必须在其自身层面上被理解，而不仅仅作为「个体成员行为之综合结果」。然而，他们的区别在于社会学家所「感兴趣」的内容，即与社会系统相关的行为和态度。正因如此，他要求将社会学中关于动机的问题围绕「社会系统的参照框架 (frame of reference of the social system)」而非「个性 (personality)」展开。然而，社会学模型应该「与已有的个性知识兼容」。他并不关心这二者的区别究竟是方法问题还是客观现实，把社会学抑或心理学之进路的选择问题留给各自学科任意处置。

帕森斯没有被「单一的普遍科学」的原始观念所蒙蔽，他看到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面临的典型问题并非相同。然而正因如此，两者都需要在不同抽象层次 (levels of abstraction) 和不同组合 (combination) 中使用相同的概念。这只有在假设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歧可以不顾其对象之真实本质而克服时才可能实现。根据这种观点，如果在其内部组织的更高阶段中这两门学科可以澄清它们概念的逻辑结构，那么它们就能被顺利地综合起来。假如我们最终充分把握了人类动机的动态理论，那么，帕森斯认为，「抽象层次」的差异可能就会消失。使社会与个体、客观与心理相互联系的要素，据称仅仅依赖于芸芸学术活动对它们施加的概念性图式化；考虑到某些保留意见声称此阶段的综合还不成熟，它还需要收集更多事实，更明确地定义概念。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他以其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行动理论而知名，被认为是20世纪社会学界影响最为巨大的学者之一。

帕森斯作为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的学生，敏锐察觉到常见心理学解释无法充分解释社会现象，但他并不怀疑这种不兼容性背后，是否真实存在着普遍与个别的冲突，以及这「自在 (in itself)」的客观生活过程与仅仅「自为 (for itself)」的个体之间，是否存在不可通约性。相反，这种对立成了学术组织的问题，会随着推进一步步自行和解。

然而，从自然科学中获取的概念性统一理想，不能想当然地应用于一个其统一性在于其不统一的社会。社会学和心理学，只要它们相互孤立地运作，就常常会招架不住将智识分工投射到其研究对象上这一做法的诱惑。社会与心理 (psyche) 的分离是虚假意识；它在概念上延续了各生活主体与支配它却又同时源于它的客观性二者之间的分裂。但这种虚假意识的基础不会仅凭方法论一声令下乖乖消除。人们无法认识到自身中的社会、社会中的自身，因为他们彼此与总体都相互异化。他们物化的社会关系必然对他们呈现为一种「自为」。在现实中分隔各学科的东西，仅仅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之反射。虚假意识也是真实的：内在与外在的生活一并被撕裂开来。只有通过说明诸概念之间的差异而非拉伸它们，概念之间的关系才能被充分表达。整体之真理与片面性相一致，它并非多元性之综合：一种背离社会的心理学，独断地专注于个体及其初始，更多展现了社会的无助状态，而非通过其「整体方法」或通过包含社会诸「因素」，加入不再存在的一种知识之总和 (universitas literarum) 的行列。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5张 概念调和之代价

在不同层次的抽象上运用相同的概念，将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统一起来的做法，在具体情况下必然发展为一种实际冲突的调和。根据帕森斯的观点——他默认了社会整合 (the integration of society) 大体上还是一件好事——当其功能需求（作为客观社会要素）与「平均超我 (average superego)」图式重合时，便可谓成功整合。这将个体和社会系统的衔接提升到规范的层面，而没有对这些「措施」于整个社会过程中的位置进行任何考察，尤其是没有对「平均超我」的起源及其规范性效力提出质疑；它未尝不可能是恶劣、压抑条件的规范表达。帕森斯为他的概念调和付出了代价：他关于整合的观念是（唯心论者的）主客体同一性之实证主义版本，为一个强大到能够从一开始就塑造其诸主体的非理性社会留出了空子可钻。平均超我与社会系统的功能需求（即自我持存的需求）的巧妙契合，在赫胥黎 (Huxley) 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中被展现为大获全胜。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帕森斯的理论并非故意造成的这些后果。他的经验主义立场不允许他暗示这种同一性已经实现。他强调了人作为心理学存在（「个性结构 (personal structure)」）与客观秩序（「制度结构 (institutional structure)」）在当代世界中的分歧。与社会学传统一致，帕森斯在保持精神分析方向的同时，将非心理学动机的维度纳入考虑，即那导致人们按照客观的、制度化的期望行事的机制，即使它们与心理学家所谓的个性结构相抵触。根据这一论点，他们被普遍而社会地中介的诸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将优先于他们特殊而主观的诸偏好。帕森斯的确没有像马克斯·韦伯那样强调决定性之中介，即自我保存的合理性。显然，他将社会规范视为沉淀下来的适应模式，因此可以说他最终以心理学的方式处理了它们。但与流行于经济学家们的主观主义 (subjectivism) 相对立，无论如何帕森斯都清楚经济动机不能被消解为诸如「利润动机 (profit motive) 」之类的心理学实体。

个体的理性经济行为无疑源于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经济计算和利润动机。这种解释更可能是一种回溯的建构，虽然没能解释什么，却被打算用来对平均经济行为之理性之意义提供方便，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这种理性绝非显而易见。恐惧构成了客观理性更关键的主观动机。它是被中介的。今天，不服从经济规则的人很少会立即出局，但失去社会地位 (déclassé) 的命运却在隐现于地平。眼前就是通往非社会化、犯罪性存在的鬼门关：拒绝参与这个游戏将会引起怀疑，使违规者面临来自社会的报复，即使他们尚未陷入食不果腹、露宿街头的境地。但人们对被抛弃的恐惧、社会对经济行为的制裁，早已与其他禁忌一同内化，影响着个体。历史进程中，这种恐惧已经成为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 ；不无原因地，在未被哲学污染的那些用法中，「存在」一词既意味着生存的事实，也意味着经济过程中自我保存的可能性。

超我，良心之所在，不仅仅代表着被社会禁忌为内在邪恶的事物，而且还非理性地将身体消亡的古老恐惧，与远迟于前者的、被驱逐出社会共同体的恐惧结合起来，而后者已经取代了自然的位置。这种返祖的、时常被夸大的社会恐惧——近来已然能随时随地成为真正的恐惧——积聚了如此庞大的力量，以至于一个人无论多么彻底地洞穿它的非理性，仍然需要借一个道德英雄才能摆脱它。不难设想人们会有极力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尽管它如今已经十分成问题而且多数十分荒谬，但经济上理性的行为据称担保了这一追求，很可能因为曾经这些人甚至难以想象自己能够承载文明；通讯媒体也在维持人们的一致上发挥了作用。主宰着「心理人 (homo psychologicus)」的「经济人 (homo oeconomicus)」，它的本能能量是对它一度憎恨的东西的强迫性的爱；这种爱必须被根深蒂固地灌输。

这样的「心理学」标志着理性交换与暴力的相交处，但同时也限制了个体心理学所能达到的范围。对经济之透明理性的坚定信念，和相信心理学是人们行动的充分基础这一假设一样，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自欺 (bourgeois self- deception) 。这种理性基于生理上的强制、身体上的痛苦、与那种超越了内在经济的「物质激励」加内心本能经济的物质因素。面对不成比例的制度性权力对比个体的贫弱，这种恐惧在先进的交换社会中如此无孔不入，以至于远离它生活需要超人的力量；与此同时，系统也在不断侵蚀每个个体抵御它的能力。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6张 系统之非理性

尽管在个体行为领域中经济因素不可否认地优先于心理学因素，这种理性是否真正合理，以及心理学家是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将其揭示为一种理性化行为的壮举，仍然有待商榷。只要作为整体的理性依旧成问题而经济理性也只是其中一部分，那么非理性力量就会被牵着来用来维持局面。理性体系的非理性，在被它困住的主体心理学中浮现出来。理性行为的教条导向了矛盾。就像系统之理性对个体提出的要求是内在非理性的（只要作为总体每个人经济上的权宜之计与社会的解体、社会的再生产这些活动持续进行着）一样，相反地，理性之终极目标 (absolute telos) ——达成自身圆满这件事——将超越理性自身。理性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白白牺牲；因而，它与一个摆脱了牺牲的世界一样地不合理，而一个摆脱了牺牲的世界，不再拥有任何为理性的理由。

帕森斯止步于理性心理学和心理社会学之间的选择，这是两种形式的虚假意识，非此即彼地宣称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只有通过批判这种对抗性社会秩序才能废除这种选择，然而在此论证被打断了。动机的具体分析被「参考框架 (frames of references)」的选择所取代，就像马克斯·韦伯理想中的那样，取决于学术的任意。关于动机的社会学理论必须与有关个性结构的已有发现相吻合，这一假设用一个和谐的客观对象来替代一个矛盾的对象，意在实现科学解释的统一性；然而纵使作为社会总体的产物，个体与总体仍然必将发生冲突。

帕森斯满足于圆滑的学术策略，而他试图统一的诸范畴之间的不兼容性，实则指向了系统与其人类成员之间的不兼容性。社会学一旦被默认为接受了这一步兼容性便不再改变：「社会学家的问题是不同的。」然而这样一来，为什么心理学家应该在不同抽象层次与不同组合中使用一些相同的概念，就不再显而易见了。这远非仅仅抽象层次之间的差异，远非一种仅以我们现有的知识尚不完备为缘由的差异；客观矛盾不会在思想中随时间推移而消逝：现有社会中，张力可以在有限时间、有限范围内被减轻——但无法消除——而错误地投射到更广泛（社会）和更特殊（心理）的对诸概念的静态规划中，因此它声称，暂时无法形成连续体只是因为缺乏足够多的基于一般化的定量数据 (quantitative data) 。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量上的，此种观点只是从社会过程来盲人摸象，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将个体仅仅塑造为他于整个过程中的功能代理人。社会科学的合题以后也不可能统一那内在冲突的事物。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7张 个体之社会规定

尽管社会法则不能从心理学研究结果中「推导」出来，但另一方面，个体不仅仅是个体，不只是心理学的基础：只要他表现出任何一点理性，就同时是塑造他的社会决定之能动性使然。他的「心理学」，即非理性维度，同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一样指向社会要素。个体之间的具体差异，既是社会烙下的伤痕，也是人类自由的象征。两个领域之间的对立不应该被科学化的概括过程所回避，但也不应被实质化，否则会把个体意志状态字面意义上地理解为个人主义社会的短暂产物。个体与社会的分歧本质上源于社会，在社会中得到延续，并且其表现在社会层面上才能得到解释。即便是只能看见个人最底层的实打实利益动机的庸俗唯物主义 (vulgar materialism) ，也比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推导成人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家更接近真相；他们受到客观经济法则的支配，而个体的个性在其中没有任何作用，至多也只是一种附庸。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8张

即使帕森斯要求心理学概念适应社会理论之准确需求这一做法是可行的，也只能算聊胜于无。因为特定社会维度的特征在于它通过在人与人之间插入各种抽象决定性——主要是等价交换 (the exchange of equivalents) ——来摆脱心理学，以及运用理性能力的霸权 (hegemony of a rational faculty) ，它摹仿那种源于人类心理学的抽象。因此，「主观」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性在于：它提出的那些用来解释市场活动的心理学因素只是副加现象 (epiphenomena) ，重点的转移则将表象当作实质。帕森斯合理地怀疑精神分析专家无法充分关联起分析性概念与社会问题，不仅与专家们偏爱将其有限概念扩展到那超出概念范围的总体性这一整体倾向相关，也与甚至无法对任何并非源自个体心理之事物而给出心理学解释这一不可能性相关。个体行为模式的可比性，即社会化的实际过程，基于以下事实：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体彼此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被交换价值勒令着如此行动。

这定义了科学之间应有的关系。它们的部门化无法通过一种在理想中对社会学、心理学的八面玲珑来纠正：呼吁学科融合实际上表达的是无助而不是进步。与其试图通过概念上的综合来拯救局面，还不如聚焦火力到特殊孤立的个体上，破除它的单一性外壳而揭示位于核心的普遍性中介。社会学研究假设能够认识的唯一总体是对抗中的整体，而如果要追求极致的总体性，那只能通过矛盾。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9张 见解与系统化

尤为特别地，心理学见解几乎总是伴随非理性或起码反系统的因素：这并非心理学的意外事故，反而可以追溯到其对象，即能够补充主流理性的、分裂的非理性维度。弗洛伊德在科学上成功的策略性原因之一是他的心理学见解与一种系统性的特质相结合，这种特质被整体主义、威权主义元素渗透。尽管正是强迫个体性发现去面对总体命题的意图导致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虚假，但它也正是从同一种极权主义动力中获取了吸引力，使它看起来像一种无所不能的魔法公式。操纵性暴力的元素永远无法与伟大观念的影响脱开干系；弗洛伊德自己也清楚，恰恰是领导者的自恋与孤独吸引着集体。伟人或强人的意识形态喜欢将践踏了所有差异的残暴非人性视为一种人类品行。在当下，虚弱无力的真理为了保持真实，必须剔除这种强制性因素。

在回应帕森斯研究的一篇文章中，精神分析学家海因兹·哈特曼 (Heinz Hattmann) 在和帕森斯一样希望有一种横跨两种学科的概念语言时，做出了让步，心照不宣地反对了正统弗洛伊德派中的唯心理主义观点，同时承认社会科学可以进行有效的预测而无需考虑个体人格结构。他的论证基于精神分析对潜意识的行为，与有意识或前意识自我的行为，这二者的区分。他没有像修正主义者那样将潜意识追溯到直接的社会影响以便符合一种社会性解释，而是回到了弗洛伊德对本我 (id) 和自我 (ego) 之间的区分。自我的主要任务是「测试」现实并适应它；根据哈特曼的解释所暗示的逻辑，它从其最初的本能源泉中分裂出来，脱离了心理学动机层面，作为现实原则来执行客观化逻辑的功能。

精神分析学家海因兹·哈特曼 (Heinz Hattmann)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11张 心理学层面之自治

严谨的精神分析理论敏锐觉察到心理力量之间存在冲突，它能比那些不惜代价也要在社会与心理之间建立连续性的理论更一针见血：它道出经济法则之客观性与主观冲动存在着对立关系；反观那些理论，并不认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公理：本我与自我的冲突。哈特曼并未彻底抛弃心理学有权独立存在的观念。不可否认，精神病 (psychotic) 患者或者人格神经症 (character-neurotic) 患者——尽管他们的智力表现很「正常」——但他们在公共交往中不断自我伤害的行为，比起那些商人要远更加地「心理学性」。商人可能具备或不具备他所扮演的角色的那些性格特征，但他一旦接受了这个角色，即使不符合神经症患者的标准，在不同的情境下也几乎不能偏离角色。当然，纵使是精神病患者彻头彻尾的自恋行为也无法脱离社会的影响。某些类型的心理疾病的确可以建立在一种病态社会模型上。三十年前，卢卡奇就认为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a) 是主体从客观社会秩序中异化 (alienation) 的最极端结果。但是，如果这种心理学领域的自闭式隔离 (autistic insulation) 本身源自社会，一旦形成便会发展成一个相对自洽自驱的结构。

另一方面，不失去自控的自我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与现实相关联；它的心理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干扰，并一再被更强大的理性能力之律令所推翻，这种理性能力即是一种客观社会利益的化身。自我的目标不再与原始本能 (primary instincts) 的目标重合，也不能再被转化回原始本能，反而经常与后者相冲突。将「心理学」这个术语延伸到包含了心理能量的「逻辑化」范围，不仅仅是一个术语问题。只有在互为反题的心理非理性 (psychological irrationality) 与超心理理性 (extra-psychological rationality) 的二者之一中，这个术语才能具有其完整意义。不出意料，精神分析原先被设想于私生活 (private live) 的语境中，涉及各种家庭冲突，而从经济学角度说是消费的领域：因为具体心理力量的运作被限制于私人层面，对物质生产的公共领域影响甚少。

将再生产人类生活的社会行为与作为行动者的人类分离开来，人们将无法洞察到系统的运作，并将他们自己拱手让给「人定胜天」的陈词滥调——这个公式恰恰在流水线时代才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在个体对「社会趋势实际上就是他们自身」这一事实还蒙在鼓里时，社会趋势坚称自己处于个体背后，这是社会用来遮蔽自己的意识形态烟幕。尤其是那些靠劳动维系自己和这个系统的人，和那些生命仍然暗中依赖着系统的人，无法认识到，社会同时是他们的本质和他们的反题。他们所渐渐疏离的客观秩序，它的不透明性使人们陷入有限自我，误导人们走向孤立的自我意识（单子主体 (monadic subject) 及其心理）并视若珍宝。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12张 心理治疗与病症

灌输进人类脑中的心理学已经成为一种心理学热——在美国弗洛伊德成为烂大街的家常便饭——它是非人化过程的必然伴随，一种幻觉性无助，使人们认为命运最终只能落回自己手里。因而讽刺的是，这门人们希望通过进入使自己成为其主体的科学，时常内在地将他们重新扭向客体，代表着一个不会再容忍以任何方式未被社会处理过的自治主体性之藏身处的整体性。心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外界的向内维度，在那些不断倚赖它的服务的社会眼中，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疾病的形式：因此，它的继任者是心理治疗。那些心理几乎不受社会理性影响的主体总是被看作是异类、怪人；在极权时代，它的归属是劳动营或集中营，在那里他们被「处理」并成功整合（入社会）。心理学遗留下来的人们，那些据称的「要人」，退居极权制等级的顶端。极权制高位对白痴或智力缺陷者来说唾手可得，因为他们（尤其是心理上的）怪癖恰好契合了非理性目的、高层决策等等，而后者成为手段，结果是所有系统理性都被生成（然而除空洞的修辞外它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即便是心理学里最后一个完好的领域，它允许或引导独裁者在地板上耍赖、抽泣或展现阴谋想象的真面目，也只是社会性疯狂 (societal madness) 的纯粹面具。

心理学维度的缩小不仅导致它在意识形态上取代了对客观秩序的洞察，后者剩下的部分还退化为滑稽和怪诞。心理学应成为病症的观点不仅仅是社会对自身的错误意识，也表现了人们在社会中实则变成的模样。因为心理学的事物与个体反映了一种现在已被超越的社会化形式，正如在哲学中，纯粹的本体 (tode ti) 即概念实在性之所在，位于其未被中介性 (indeterminateness) 中，同时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抽象；所谓的社会实在 (social concretum) 、个体（它具有作为契约伙伴的能力）也同样是抽象；个体只被抽象和物性交换行为所规定，因此已经与自己被规定的特殊物相疏离。

这种行为是个体性凝聚的核心，而物化它的心理学有自己的一套尺度。孤立的个体，自我保存的纯粹主体，以绝对对立于社会为根本原则展现自身。构成个体的不和谐元素——他的「属性」——也不变地是社会整体的元素。个体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单子体 (monad) ，代表着整体及其冲突，然而无论何时它又都意识不到整体。但如此自相矛盾的一个缩影却不会一直与整体保持交流，也不会直接发源于整体的经验。社会对个体施加的隔离与孤立，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个体命运的一部分。个体中的社会冲突再生产被赋名为「心理动力学」，但它绝非仅仅是现存社会张力的镜像。它独立于社会发展，从内部复制了一种社会整体性之发病机制，而这个整体头上，幽幽悬着名为「注定被流放至个体性的穷途末路」的诅咒。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13张 唯心理主义之意识形态

唯心理主义即使再五花八门，只要以个体为出发点，都是意识形态的。它们将一种个体形式的社会化进程转变为一种超出社会的、自然性的个体属性。随着启蒙概念的转变，唯心理主义的功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旦抽象主体之间的过程——这些过程实则与个体自发性的领域相差甚远——用心理学术语得到解释，物化以及安抚主体的人性化操作也就随之而来。但自我异化的主体无论如何都还是人：历史趋势不仅冲击，也穿透、跟随着他们，而他们的一般心理特征甚至进入到其一般社会行为中。主体及其动机并未被客观理性耗竭，时不时地他们也会进行反抗。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理性之代理人，即便在社会现实的发号施令下个体因不堪重负而退居心理学中。

此外，或显现或压抑的本能因素只能寓于需要之形式，而诸需要形式如今已彻底沦为盈利的功能。主观理性与其存在的理由 (raison d' être) 背道而驰。即使是那些通过盘算理性而获得了所有理性承诺的好处的人，也不能用这些好处实现真正的幸福；反而，他必须像其他消费者那样再一次屈服于接受生产控制者们所提供的东西。需求从始至终都是被社会所中介的，但如今人们与其需求越来越分裂，他们的满足演化为对广告所制定法则的服从。自我保存的理性终究无法合理化，因为理性之集体主体属于统一性之主体，无法物质化自己的发展——最终每个个体都被被迫接受这个结果。

弗洛伊德的命令「自我应在本我之处 (Where id was, the ego shall be)」，给人一种禁欲主义式 (stoical) 的空洞虚无感。「健全的」、良好适应的个体在危机面前的无能为力，一如合理掌管自己资源的做法是怎么受制于其经济性的。在社会眼中呈现为非理性的结果，对个体而言依旧如此。在这种程度上，神经症之形式无疑可以从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而后者无法消除这些形式。即便治疗是成功的，它也被烙印上了过度病态、自我毁灭的污点。自我的胜利是一种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t) 幻想。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心理疗法都趋向于成为客观假象，心理治疗师则成为骗子。在适应疯狂整体中，治愈的患者变得真正意义上的「病态」——当然，这并不代表与之相比未治愈者就更健康。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14张 社会学之客观性

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离既正确又错误。错误之处在于，它鼓励专家们撤出认识总体性的尝试，而即使是二分自身都并未放弃这一点；正确之处在于，它比起理论层面过快的统一，更为忠诚地记录了已经在现实中的分裂。社会学严格意义上来说从未忽视过社会过程的客观要素，尽管经常有将其主观化的倾向（包括马克斯·韦伯）。然而，它愈是固执地漠视主体及其自发冲动，愈是只能看见一具被物化的、准科学的死尸 (caput mortuum) 。因此，社会学偏好照搬科学的各种理想与方法，却永远无力具体解释社会现象。尽管以严谨客观性自居，它们只能囿于科学过程已中介过的产物，将诸分区与诸因素视若真实的非中介对象。

结果就是社会学排空了社会，这是一种人们与自身失联之情形的复制。特殊物之积累，其意义只有在整体社会竞争中才能被揭晓，它却对这一语境视若无睹；另一方面，心理学关注个体的利益，同样选择了一种孤立而「抽象」的方式。它忽视了生产的社会过程，以一个被中介的产物——资产阶级个体——为第一原则。两门学科都承认自己存在不足，但也都无力超越它们。然而，它们不可避免的二元性不能就此放任自流。社会学试图容纳「主观因素」，从而认为自己与仅仅表面的、偶然的调查相比要更加深刻。但是这必然没有什么成效，因为它的客观性概念基于结果 (end-result) 而不是构成性过程 (constitutive process)（作为整体它无法被文字彻底定义清楚），使自身误入歧途：它假定个体及其意识的内容仿佛同样是明确无误的数据，因此可以以统计方法得出结果。倒向唯心理主义的危险随之而来：为了破译人的行为，社会学不得不援引他们的自我形象、他们的「观点」，无论它们可能具有什么程度的欺骗性；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被客观地决定，他们的观点本身需要启蒙，否则社会学就必须寻找那些只对社会总体性起反应却不激活总体的无意识驱力。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m) 也许能够借其追随者的死亡驱力 (death drives) 为己用，但毫无疑问它起源于那些最强大的社会集团显而易见的求生意志。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15张 操纵与无意识

相反，心理学眼前摆着一个事实，即它所揭示的机制没法解释有关社会的行为。无论个体层面的假设多么言之有理，一对比政治和经济，这些假设经常显得又荒谬又疯狂。因此，深入研究而自我批判的心理学家感到不得不扩展他的视野以涵盖社会心理学。但这只是火上浇油：首先，心理学之真理，尤其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变得模糊；其次，社会能量被心理学术语误译，更糟的是，被误译为肤浅的自我心理学 (ego-psychology) 。在个体行为中发挥作用的理性实际上远非明晰自觉的；它很大一部分是异己力量的盲目产物，并且首先为了保证其正常运作，必须加入无意识的力量。几乎没有人能事先规划自己的整个生活，甚至是其行为的全部后果，尽管在一些最发达的国家里人们无疑会进行更多的计算——这些计算远超学术心理学所能想象的范围。

在高度社会化和理性化的社会中，大多数情况下各种决策都是提前决定好的，个体自我的理性仅限于在细枝末节的选项间做出选择。只有最低限度的替代方案，两权相害取其轻——「现实主义」就擅长做这种选择，相比之下个体的非理性也不怎么重要。另一方面，因为可供无意识选择的可能性是如此有限——也许其组成就是如此贫乏——以至于借助于在极权主义和非极权主义国家都久经试炼过的心理学技巧，大头利益集团毫不费力地将它们分配到少数选出来的渠道中。远离自我的审视，粗糙、未经区分的无意识爽快地与外部被组织的标准化同流合污。因此，极权主义宣传家绝非他们下级口中所谓的「天才」：他们不仅与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不仅与无数个体的短期利益，而且与那些最无情的现实原则相协调的心理学倾向同谋。屈服于本能虽然抽象地说似乎是更容易的选择，但在具体的社会考验中实则更困难，因为它被社会惩罚，并还预设了那种非理性行为缺乏的坚韧。

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 / 翻译哲学第17张 适应之辩证法

所发生的是超我与本我之间的融合，这正是精神分析理论已经着眼的，这融合之所在恰好是群众所本能地行动的地方，在此他们被审查机制预先塑造，并受到当权权力的赐福。因此，声称「在极权主义时代群众与自身利益相违背地行动」这样的论点是不够的，而且这种论点在任何情况下即便成真也只是事后诸葛亮 (ex post facto) 。系统追随者的个体行动——最极端的那些已身处癫狂中——最初总是带来满足感，仿佛是某种世外桃源；直到付出代价那刻，幻想才会破灭为失望。在那时极权主义行为在其行动者眼中有多合理，在其对手眼中就有多不合理。他们只能通过理性本身才能屈服于辩证法。

这种辩证法不仅影响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影响个体本身。适应苛刻现实的机制同时也在个体内部产生了硬化：他越变得现实，就越觉得自己被降格为一种物，越变得僵硬，他整个「现实主义」也就越来越没有意义：它摧毁了一切，最终也包括赤裸裸的现实本身，是理性行使自我保存能力使然。主体被分为社会再生产机器的内在延续和未消解的剩余，作为疯狂扩张的「理性」成分面前的无力保留，退化为仅剩一种好奇。最终，不仅被压抑的冲动，而且原始、未被压抑的自我实现之欲望本身都表现为病态的——爱本身就是神经症。精神分析的实践在纸面上声称能治愈神经症，却与那剥夺人类爱与幸福的、又普遍又挥之不去的操作同流合污，诱使人们选择埋头苦干和健康性生活：幸福变为幼稚，宣泄方式变为邪恶、敌对、非人道。/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Philosophia 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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